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企穩回升的關鍵時刻,啟動民間投資,是事關政府投資的經濟刺激計劃未來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所在。否則,經濟增長將可能后續乏力,經濟也有可能二次探底。所以,盡快啟動民間投資,已成為當前我國保增長的關鍵。
啟動民間投資,對經濟結構調整也有意義:一是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社會產品的供求結構;二是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三是有利于優化投資主體結構。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企穩回升的關鍵時刻,經濟刺激勿忘發揮民間投資的作用。
確實,在4萬億投資的刺激經濟計劃逐步得到落實后,如果民間投資不能及時大規模跟進,政府投資的經濟刺激效應將可能會大打折扣,經濟增長將缺乏后續投資動力的支持,經濟企穩回升的勢頭也很難保持,我國經濟就有可能出現二次探底、走出“W”型。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這不僅會延緩經濟復蘇的進程,而且還會嚴重挫傷人們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因此,盡快啟動民間投資,已經成為保增長的關鍵。
不過,盡管啟動民間投資對保增長至關重要,但也不能將民間投資的作用局限在“保增長”內,啟動民間投資實際上對“調結構”和“促開放”也有強烈的功效。
眾所周知,結構問題歷來是我國經濟運行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不下大力氣調整結構,不下決心解決結構問題,我國經濟是無法成功走上復蘇之路和持續穩定增長之路,并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從目前來看,“調結構”是我國保增長中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之一。啟動民間投資,對調結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其一,啟動民間投資,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社會產品的供求結構。目前,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行業和領域,都存在著高度競爭,也都存在著產能過剩。相反,那些具有投資價值、可以帶來可觀投資回報的行業和領域,雖然不存在產能過剩,但大部分都存在著壟斷,存在著各種各樣顯性或隱性的市場壁壘,以限制民營資本的進入。
因此,啟動民間投資,勢必要打破行業壟斷,讓民營資本自由進入這些行業和領域。這不僅可以強化市場競爭,大大提高這些行業和領域的市場化程度和經營效率,消除行業暴利產生的制度基礎,而且還能夠有效增加這些行業和領域的產品供給,有利于建立穩定、平衡的社會產品供求關系。
其二,啟動民間投資,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我國現有產業結構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產業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為第二產業發展較快,而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
從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看,2007年發達國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等收入國家為59%,低收入國家為47.5%,我國這一比重只有40.1%,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即使與“金磚四國”中的巴西、印度、俄羅斯相比,也有10多個百分點的差距?v使考慮到統計漏損因素,這一比重也仍然低于與我國人均GDP水平相當的發展中國家。
服務業涉及行業眾多,門類齊全,勞動密集、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行業并存,在吸納就業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同時,服務業特別是生活服務業的發展,還直接關系到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進而關系到消費的增長。此外,服務業還具有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小的特點,發展服務業可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服務業發展滯后,不僅不利于擴大就業,緩解日益增加的社會就業壓力,而且也不利于建立以消費增長為核心的協調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不利于實現經濟的科學發展。
所以,啟動民間投資,解除對民營資本投資于服務業特別是高端服務業的限制,不僅可以改變第二、三產業發展不協調的現狀,優化產業結構,而且還有利于擴大就業,促進消費增長。
其三,啟動民間投資有利于優化投資主體結構。中國經濟的一大痼疾是過度依賴政府投資推動經濟增長,這也是產能過剩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落實4萬億投資計劃刺激經濟的過程中,政府投資和銀行貸款主要投向了國有企業,投資領域中的“國進民退”現象十分明顯。
啟動民間投資,就是為了給民營資本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充分調動民營資本的投資積極性,擴大民營資本的投資行業范圍和投資規模,無疑可以構建均衡的投資主體結構,改變經濟增長過分依靠政府投資的狀況,增強民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量。
而啟動民間投資對促進開放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從目前來看,一些高利潤行業如金融、石化、電信、電力等的對內開放程度還遠遠不夠,民營資本進入這些行業存在著各種或明或暗的限制。這種所有制歧視的做法,有!皣翊觥痹瓌t,是對民營企業作為獨立的經濟主體所擁有的投資權的一種漠視和排斥。例如,盡管國務院發布了《非公經濟36條》,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壟斷行業,但這一規定至今沒有落到實處。
啟動民間投資,客觀上要求打破壟斷堅冰,推進民營資本的投資自由化。這必然會大大促進那些尚存在壟斷的行業的對內開放,提升我國經濟的總體開放水平。
值得欣喜的是,政府已經意識到啟動民間投資的重要意義,并且正在采取務實的政策措施。旨在消除民間投資的制度壁壘,擴大民營資本市場準入范圍的《關于進一步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已由國家發改委遞交國務院,化肥經營領域對民營資本的進入限制也已取消。
不過,筆者認為,除了要打破壟斷外,啟動民間投資,還必須解決民營經濟主體的融資難問題。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是落實啟動民間投資的關鍵所在。目前,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度和融資成本比國有企業高得多。因此,必須大力改善民營企業融資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增強民營企業的投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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