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中國經濟已進入復蘇趨勢中時，相關結構調整的討論和呼聲日益升高。
    縱觀相關領導和眾多學者的觀點與言論，盡管大家都在談結構調整，內容似乎也都相似，但仔細分析，針對一系列問題，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主要結構問題是什么，什么是當前我國經濟總量增長中最大的結構不平衡，經濟中存在的不同結構問題之間又是什么關系，以及大家都在談論的經濟回升基礎不穩定、不鞏固、不平衡這“三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大家的觀點和潛臺詞并不完全一樣。這自然會影響到下一步采取的調整重點和調整力度，在政策態度上是不一樣的。而如果政策取向有相異，其結果，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肯定也會有迥然不同的影響。因此，在明年及今后一個時期的宏觀政策抉擇之前，我們有必要從理論進行上認真的梳理與分析。
    1　何謂結構問題？
    有的領導曾把中國當前的結構問題歸納為八個問題，即：需求結構、收入分配結構、三個產業結構、產業內部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土開發空間結構和外貿結構。
    國家發改委張平主任在8月25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匯報時，曾概括提出：要把自主創新作為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的中心環節；把節能減排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把縮小城鄉、地區差距作為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著力點。
    但是，國內也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當前宏觀經濟總量中的結構失衡，主要表現為外需減少后的消費水平不足，是高儲蓄、低消費的結構問題。即GDP　=　消費　+　投資　+　凈出口，總儲蓄　=　投資　+　凈出口，由于國內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比例長期偏低，GDP總量結構中長期較高的儲蓄率只能表現為國內投資和以出口形式借給他國享受的福利。本人也曾在今年2月16日、9月3日“中國經濟學家50人論壇”兩次會議上提到（詳見“50人論壇網站”和7月14日《第一財經日報》），當前經濟中確實存在諸多的結構矛盾，但從總量意義上說如何提綱挈領？應主要關注什么結構矛盾？本人認為，多種結構矛盾的集中表現，是“高儲蓄、低消費”的矛盾，“高儲蓄、低消費”是中國經濟當前主要的結構問題。為此，曾提出應以“消費為綱”、進行“以消費為主導的結構調整”。
    那么，以上各方觀點應如何理解？各結構矛盾間的關系以及當前中國經濟主要的結構問題到底是什么？
    2　什么是當前中國經濟主要的結構問題？
    從邏輯方法論上講，結構失衡往往是描述一個系統內部構成要素（子系統）之間關系的不合理，是講總量、系統的特征反映。往往是：（1）總量存在問題，總是以某個層面的某種程度的結構失衡來表現。（2）系統中諸多結構失衡中的某個結構失衡并不必然具有總量上的直接意義。（3）一系統內，結構失衡往往是多層次的，有時某個結構的失衡僅是總量、系統中的另一結構失衡的表現、結果。也就是說，總量存在問題，總是與一定的結構特征相聯系的，僅從總量入手解決問題，將不得不容忍甚至惡化原有的結構矛盾。調整失衡的結構，有助于消除“短板效應”，具有總量上的重要效果。當然，前提又必須在諸多結構矛盾中真正抓住
    主要的結構矛盾。
    那么如何理解上述提到的很多結構矛盾呢？可以具體分析：
    地區結構：目前更多的是指一定投資總量在地區間的分配問題，涉及的是經濟長期增長的空間分布及社會公平問題，如果純從經濟角度講，說到底是個投資效率問題。
    城鄉結構：更多的是指在一定的投資、消費總量中，如何向農村地區、落后地區傾斜，直接涉及的更多的是投資分配、投資本身內部的結構和社會福利的公平問題。
    三個產業的結構：更多的仍是在講一定投資總量中的合理分配問題，直接涉及的是投資本身的問題和投資效率問題。
    產業內的結構或產品結構：也就是產能過剩的結構問題，更多的是基于產能的分配，在講投資量的合理分配，是既為了防止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又為了防止不良貸款，因此直接涉及的仍是投資本身和投資效率的問題。
    自主創新和節能減排的結構調整：也是講投資總量的分配問題，直接涉及的是提高投資效率問題，進一步涉及的是僅從經濟總量中的投資變量看，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問題。
    收入分配結構：是如何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公平分配問題，這里直接涉及擴大消費的意義。但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可以提高居民消費率，卻不是提高居民消費率的全部政策含義。因為提高居民消費的政策涉及其他一系列重要政策，譬如金融消費政策的改善、擴大民營資本投資、提高居民資本財產收入等。
    然而，影響一個經濟體總量增長的基本變量是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三個變量。這三個變量的均衡發展是一個經濟體總量持續增長的基本前提。而三個變量之間本身存在有機的辯證關系，并不是簡單的此消彼長的關系。在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投資、消費、凈出口的相對合理的比例也不盡一樣。
    上述列舉的諸多結構問題，確實都是中國經濟目前客觀存在的問題，但是，如果純從宏觀經濟角度進行歸納，這些結構問題，要么是投資本身比例問題和投資效率問題（如地區結構、城鄉結構、三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自主創新和節能減排結構等），要么涉及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關系問題，但也許并不是根本性涉及或是直截了當涉及（如收入分配結構問題、城鄉結構問題），因為判斷是否根本性的涉及，仍需具體評估在談收入分配或城鄉結構問題時，是在多大的政策力度和調整程度上分析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分配關系，是否在經濟總量中三個變量間有實質性的數量變化，還是僅在一定消費總量和相對于外需減少而言，僅是有限的增量下談消費的分配和提高問題。若是后者，則只能說仍是在講一定消費總量下的內部分配問題。所以，關鍵仍要看政策量化的取向和力度。
    但是，我們今天突出提出結構問題重要性的背景，恰恰是在中國經濟相對2003~2007年兩位數繁榮增長后，因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外需面臨兩位數的陡降，中國經濟還能否持續保持穩定增長的背景下來討論結構問題，是討論總量的繼續增長問題。這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中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因為能否繼續保持一定的增速，直接涉及就業和社會大局的穩定。美國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迅速采取了一攬子刺激經濟的政策，這是非常必要的。　
    在這些政策中，我們既有大力刺激投資的政策，也有刺激消費、改善民生、改善生態環境的政策，同時還有盡可能保出口的刺激政策。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其結果，主要仍是靠投資刺激政策發揮了很大作用。因為前三季度GDP增長7.7％中，有7.3個百分點是投資拉動的。
    然而，進一步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酷現實是，在2005~2008年的四年中，凈出口對GDP兩位數增長的拉動，分別為2.5、2.2、2.3和0.8個百分點，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長7.7％，出口拉動是-3.6個百分點。美國是中國的重要出口國之一。在全球化中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其消費曾占GDP的70％左右。危機后其家庭凈資產已從63萬億美元跌到40多萬億美元，跌去近1/3，財富效應使目前居民消費率呈下降狀態，進口需求縮減。美國減少進口的直接影響和通過世界貿易傳遞的間接影響，對中國的總體影響不可低估。世行預測，2010年，中國經常賬戶盈余占GDP的比例，將從2008年的9.8％降到2010年的4.1％，這意味著2010年中國凈出口對GDP的拉動能在多大程度上由負轉正，仍是個重大考驗。所以中國2010年GDP的增長重任自然將主要落在擴大內需上。
    而2009年前三季度主要靠投資增長在支撐中國GDP增長7.7％的同時，嚴重的問題也已開始暴露：一是重復建設，六大行業的產能過剩；二是為配合大規模投資，盡管在美國零利率、美元泛濫環境下，國內貨幣政策仍不敢趨緊，貨幣供應超多，市場上已產生了對物價上升與資產價格泡沫的一片擔憂；三是我們即使不去討論在今年財政赤字基礎上明年還能有多大赤字的問題，就是目前過高的投資率持續下去，仍然使人擔心。因為從中期看，今后幾年世界經濟即使復蘇，能否再恢復到2003~2007年的高增長呢？隨之能否出現世界貿易的高增長呢？都要打個問號。那么，我國連續幾年積累的高投資后所需的最終需求——消費在哪里？這必然會引起人們對今后幾年可能出現的投資效率和銀行資產質量問題表示擔心。
    然而，如果我們能在積極刺激投資的同時，下更大的力量去刺激消費，共同消化國內巨大的產能，也許經濟總量能在相抵出口減少的背景下，以更快的消費增長率與較高的投資率之間的平衡，來維持總體經濟繼續保持8％~9％的平穩增長。
    簡言之，美國發生危機了，世界貿易下降了，我國出口缺了一塊，同時靠拼命擴大投資又是有限度的，因此，從繼續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的角度看，必須以近十幾年來從未有過的消費增長速度來彌補。這是中國經濟今后幾年繼續維持較快增長的內在邏輯，也是關鍵的結構問題。就此意義講，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結構問題不是其他，而是要盡快提高“消費”這塊“短板”。保消費，就是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
    至于上面涉及的多數結構問題，有的屬于投資分配的問題，有的屬于改善投資效率的問題，都不是總量意義上的主要結構問題。至于收入分配結構問題，屬于改善消費結構和在一定意義上提高消費水平的問題（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一報告中指出，中國消費占GDP比重過低，并非來自中國固有文化差異，是增長模式、金融體制、社保等體制性、結構性因素共同導致。并測算到2025年，消費占GDP比重可達到45％~50％，達15.3萬億元，比法國全國GDP還略高一些。其中，改善消費信貸等“消費基礎設施”可使消費占GDP比重提升1.5~3.4個百分點，改善社保體系，可使該比重提高1.6~6.3個百分點，向服務轉型和提高居民資本性收入，可使該比重提高3.5~6.0個百分點。該研究報告并不認同提高中國居民消費僅僅指望收入分配的改革），但從總量意義上講，收入分配問題本身也不直接構成總量中變量之間失衡的直接表現。收入分配失衡是形成高儲蓄、低消費這一總量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前者是因，是深層次的結構問題，后者是果，是總量結構問題的直接表現。就此意義上說，如果說要抓結構調整，何謂“抓手”，何謂“突破口”？抑制產能過剩、抓節能減排、抓自主創新、抓五大新興戰略性產業的創新和發展，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遠遠不夠。因為要真正克服經濟回升中基礎不穩定、不鞏固、不平衡的問題，除了抓投資分配和投資效率這一“投資”因素外，必須抓快速提高消費水平特別是居民消費的問題。由此，收入分配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消費金融與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居民資本財產性收入、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化建設等，恰恰都是結構調整有效的“抓手”。特別是城鎮化率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上述各項結構調整政策的實施結果，是提高居民消費率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