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目前國企的狀況,與上世紀9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語。在相當多的行業,國企已經取得了絕對的控制地位,為了完成從外需到內需的戰略性轉變,國企理應作出更大的貢獻。以較大比例上繳紅利,不僅可以把企業經營狀況納入政府和公共監督的視野,有利于企業加強約束自身行為,而且把更多的分紅用于一般公共需要,不辱國企承擔的社會公平使命。
為了推進央企上繳紅利,2008年1月,我國決定開展針對央企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試點工作。現在,兩年去了,但這項工作進展得并不很順利,央企紅利上繳的資金寥寥。而在這期間,央企的經營狀況和利潤,與金融危機陰影下苦苦掙扎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形成巨大反差。央企利潤大幅增加,日子過得越來越滋潤,以至于有“國進民退”的說法,盡管國家統計局的負責人對此給予堅決否認,但是“冰火兩重天”的現實,是明擺著的。
國外的學者們常常感到奇怪,我們自己也覺得有必要改變的一個現象是:中國的儲蓄率過高,而消費率過低。在過去,這可能是件好事,經濟增長有強大的外部需求支撐著。可是,現在,我們取得了一個共識,中國經濟必須走擴大內需的道路。但是,這條道路真正走起來,卻困難重重。很簡單,擴大內需,必須要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減少儲蓄的比重。
整個經濟的儲蓄,包括企業儲蓄、家庭儲蓄和政府儲蓄。10年來,中國家庭儲蓄占GDP的比例,相當穩定,大約維持在20%的水平。政府儲蓄也基本未變,大約為10%,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儲蓄則大幅度上升,2007年國企的儲蓄占GDP的比重為23%,較10年前的12%幾乎翻了一番。也就是說,中國儲蓄率高,并非只是居民有此偏好,國企的儲蓄率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居民儲蓄沒有轉化為消費,是因為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醫療保障制度和教育保障制度嚴重缺失。現在,這些制度正在加緊完善,可以預計,居民儲蓄率將緩慢下降。但是,僅僅居民儲蓄下降是遠遠不足以啟動內需的。
龐大的企業儲蓄,是如何積累起來的呢?主要靠國企的稅后利潤。國有企業在獲得利潤后,必須先上繳企業所得稅,這跟其他性質的企業沒有分別的。剩余的利潤,也就是稅后利潤,本來也要繼續上繳國家財政。這不但表明國有企業的產權性質,也是證明國企存在的必要性。畢竟,國有企業是全民的,不是企業自己的。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國有企業經營普遍困難,因此,對于國企的稅后利潤,政府采取了一項臨時性的救濟性措施,允許其不上繳,全部留給企業,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可是,這項過渡性的安排,在國企渡過了困難時期后,并沒有及時調整,而是依慣性繼續執行下來。
2006年,全部國企共實現利潤1.13萬億,其中央企7700億。2007年,全部國企利潤是1.2萬億,其中央企8000億,著名的三大石油公司、三大電信公司、兩大電力集團,更成了世界級的盈利大戶
龐大稅后利潤,歸企業自己支配。他們將如何使用這些資金呢?
眼下,鋼鐵、水泥、煤炭、電力等產業無一不存在嚴重過剩,那這龐大的閑置現金流,又將到哪里去呢?總不能繼續再制造過剩吧!國人看到的是,央企在各大中心城市爭“地王”,以及類似的事件。
在多方呼吁下,情況于去年初有所改變,央企按照不同情況,分別上繳其稅后利潤的5%或者10%,進入專門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可是,仍有不少遺憾。第一,上繳的比例過低,5%和10%,是財政部門與企業博弈的結果,不可否認,企業在博弈過程中是有話語權的。無論是考慮多年沒有上繳紅利,還是與其他國家的國企分紅比例比較,這樣的比例都明顯偏低。第二,即使納入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其支出還是用于國企自身的需要,如補充企業的資本金,以及用于支付困難國有企業的退出成本等,而沒有滿足一般的公共支出需求。
不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一般公共性預算是分列的,但是,如果國企的紅利,取之于企業,又全部用之于企業,完全不顧及一般的公共需要,上繳紅利的意義何在?企業存在的意義又何在呢?且不說,國企的利潤多是來源于壟斷地位或者壟斷資源,國有企業還占有了銀行貸款的絕大部分份額,在一般公共預算的支出中,很大一部分也是用于國企的,包括困難國企的退出費用。紅利不用于公共需要,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
要知道,目前國企的狀況,與上世紀9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語。在相當多的行業,國企已經取得了絕對的控制地位,為了完成從外需到內需的戰略性轉變,國企有必要,也完全有能力作出更大的貢獻。首先是較大幅度地提高政府的分紅比例,而不是再藏富于企;其次,把更多的分紅用于一般公共需要,而非完全用于企業自身。其中,特別是要用于社會保障支出,彌補多年的欠賬,筆者甚至認為可以考慮,將部分紅利直接用于居民消費,讓國企的利潤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老實說,舍此,起碼在短期內,我們沒有其他的完成上述轉變的有效、可靠辦法。
也許更重要的是,不能因為近年,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國企盈利超常增加,就忽視了國企在經營管理中的問題,諸如浪費和缺乏監督,決策失誤。上繳紅利,就可以把企業經營狀況納入政府和公共監督的視野,有利于企業加強對自身行為的約束,保證國有資本的安全,同時,不辱國企承擔的社會公平的使命。
為了推進央企上繳紅利,2008年1月,我國決定開展針對央企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試點工作。現在,兩年去了,但這項工作進展得并不很順利,央企紅利上繳的資金寥寥。而在這期間,央企的經營狀況和利潤,與金融危機陰影下苦苦掙扎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形成巨大反差。央企利潤大幅增加,日子過得越來越滋潤,以至于有“國進民退”的說法,盡管國家統計局的負責人對此給予堅決否認,但是“冰火兩重天”的現實,是明擺著的。
國外的學者們常常感到奇怪,我們自己也覺得有必要改變的一個現象是:中國的儲蓄率過高,而消費率過低。在過去,這可能是件好事,經濟增長有強大的外部需求支撐著。可是,現在,我們取得了一個共識,中國經濟必須走擴大內需的道路。但是,這條道路真正走起來,卻困難重重。很簡單,擴大內需,必須要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減少儲蓄的比重。
整個經濟的儲蓄,包括企業儲蓄、家庭儲蓄和政府儲蓄。10年來,中國家庭儲蓄占GDP的比例,相當穩定,大約維持在20%的水平。政府儲蓄也基本未變,大約為10%,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儲蓄則大幅度上升,2007年國企的儲蓄占GDP的比重為23%,較10年前的12%幾乎翻了一番。也就是說,中國儲蓄率高,并非只是居民有此偏好,國企的儲蓄率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居民儲蓄沒有轉化為消費,是因為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醫療保障制度和教育保障制度嚴重缺失。現在,這些制度正在加緊完善,可以預計,居民儲蓄率將緩慢下降。但是,僅僅居民儲蓄下降是遠遠不足以啟動內需的。
龐大的企業儲蓄,是如何積累起來的呢?主要靠國企的稅后利潤。國有企業在獲得利潤后,必須先上繳企業所得稅,這跟其他性質的企業沒有分別的。剩余的利潤,也就是稅后利潤,本來也要繼續上繳國家財政。這不但表明國有企業的產權性質,也是證明國企存在的必要性。畢竟,國有企業是全民的,不是企業自己的。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國有企業經營普遍困難,因此,對于國企的稅后利潤,政府采取了一項臨時性的救濟性措施,允許其不上繳,全部留給企業,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可是,這項過渡性的安排,在國企渡過了困難時期后,并沒有及時調整,而是依慣性繼續執行下來。
2006年,全部國企共實現利潤1.13萬億,其中央企7700億。2007年,全部國企利潤是1.2萬億,其中央企8000億,著名的三大石油公司、三大電信公司、兩大電力集團,更成了世界級的盈利大戶
龐大稅后利潤,歸企業自己支配。他們將如何使用這些資金呢?
眼下,鋼鐵、水泥、煤炭、電力等產業無一不存在嚴重過剩,那這龐大的閑置現金流,又將到哪里去呢?總不能繼續再制造過剩吧!國人看到的是,央企在各大中心城市爭“地王”,以及類似的事件。
在多方呼吁下,情況于去年初有所改變,央企按照不同情況,分別上繳其稅后利潤的5%或者10%,進入專門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可是,仍有不少遺憾。第一,上繳的比例過低,5%和10%,是財政部門與企業博弈的結果,不可否認,企業在博弈過程中是有話語權的。無論是考慮多年沒有上繳紅利,還是與其他國家的國企分紅比例比較,這樣的比例都明顯偏低。第二,即使納入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其支出還是用于國企自身的需要,如補充企業的資本金,以及用于支付困難國有企業的退出成本等,而沒有滿足一般的公共支出需求。
不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一般公共性預算是分列的,但是,如果國企的紅利,取之于企業,又全部用之于企業,完全不顧及一般的公共需要,上繳紅利的意義何在?企業存在的意義又何在呢?且不說,國企的利潤多是來源于壟斷地位或者壟斷資源,國有企業還占有了銀行貸款的絕大部分份額,在一般公共預算的支出中,很大一部分也是用于國企的,包括困難國企的退出費用。紅利不用于公共需要,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
要知道,目前國企的狀況,與上世紀9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語。在相當多的行業,國企已經取得了絕對的控制地位,為了完成從外需到內需的戰略性轉變,國企有必要,也完全有能力作出更大的貢獻。首先是較大幅度地提高政府的分紅比例,而不是再藏富于企;其次,把更多的分紅用于一般公共需要,而非完全用于企業自身。其中,特別是要用于社會保障支出,彌補多年的欠賬,筆者甚至認為可以考慮,將部分紅利直接用于居民消費,讓國企的利潤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老實說,舍此,起碼在短期內,我們沒有其他的完成上述轉變的有效、可靠辦法。
也許更重要的是,不能因為近年,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國企盈利超常增加,就忽視了國企在經營管理中的問題,諸如浪費和缺乏監督,決策失誤。上繳紅利,就可以把企業經營狀況納入政府和公共監督的視野,有利于企業加強對自身行為的約束,保證國有資本的安全,同時,不辱國企承擔的社會公平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