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打印機可以打印什么?食物,甚至皮膚和器官。這就是當下最流行話題:“3D打印”。
最近,歐洲模具展上公開展出了一組3D打印機,它通過層層疊加材料來制造產品,無需敲擊、彎折與切削等工序。而美國“3D系統”公司則用打印機為英國《經濟學家》記者打印了一把錘子,做工精細的錘柄上有木紋效果,錘頭為金屬質地。
就在今年8月,一臺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選擇性激光尼龍燒結構設備——激光3D打印機也在湖南長沙下線并首次出口美國。
近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被“熱炒”。今年4月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專題論述了當今全球范圍內工業領域正在經歷的第三次革命。一系列新技術的發明和新材料的應用,讓數字化革命正在我們身邊發生———軟件更加智能、機器人更加靈巧、網絡服務更加便捷。
一個新興的數字生產革命已經悄然來臨。
思想界與產業界的碰撞
當各種“革命”理論襲來之時,必然是對當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出現了不同的思考。
如果說,30年前我們依靠引資建廠、從事勞動密集的加工業;20年前我們依靠擴大出口、從事國際貨物貿易;10年前我們依靠承接服務業轉移、從事國際服務外包的話,那么,當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到了極限,經濟增長依靠數字革命或許是一個方向。
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改變,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都是一次挑戰。經濟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發展中國家復制了發達國家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經濟增長模式。但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到了極限,因為前兩次工業革命最終表現為:經濟增長了,卻耗費了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并使全球難以承受碳排放過量帶來的環保危機與溫室效應等氣候危機。
當前,在思想界與產業界,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認識,主要有三點。一種觀點認為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只是互聯網技術和新能源技術兩個概念的嫁接,聽上去誘人,實際上是一種大忽悠;第二種觀點認為目前還很難說新的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但以“納米技術、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電子”為標志的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值得重視;第三種觀點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初露曙光,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錯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絕不能再錯過第三次工業革命。
筆者以為,第三種判斷似乎更能讓人接受,對于“忽悠”論,筆者不以為然,當前,具有批判性精神的言論越來越多,但綜觀世界工業近50年的發展歷程,很多趨勢性的研究并不只是一種“忽悠”,反倒是不重視“忽悠”的國家吃了大虧。
中國須吸取歷史教訓
錯過發展機遇的教訓是慘烈的,最為深刻的應該是日本。在信息技術革命剛剛開始的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不僅在傳統制造業上取得對美國的全面勝利,甚至夸耀其資本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1968年成立的英特爾公司、1975年成立的微軟公司一聯手,日本不但不得不交出“世界工廠”的寶座,而且經濟還陷入了長期的蕭條。
中國現在和當年日本的處境有點相似。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制造業超過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美國在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用“再工業化”的概念取代了“后工業化”的概念,當時有一些經濟學家分析說美國是在開倒車,但美國發力數字化和新能源僅三年,成效已經初步顯現。
由此,聯想到我國電信設備制造商華為、中興公司在美國遇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中國光伏產業接連遭遇美國、歐盟“雙反”調查,折射出國家之間在未來經濟增長新領域里,發展主導權的爭奪已日趨激烈。
新能源、互聯網及其二者的結合被認為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美國和歐盟針對中國有優勢的光伏產業動作頻頻,其實質是在爭奪制高點過程中的圍堵和博弈。
再看當下中國工業的發展,在經歷了30年的高速發展后,勞動力、土地、資源等成本優勢不再,面臨發展困境。
而正是在這種境遇之下,深圳一家生產無線鍵盤和鼠標的企業雷柏公司,引進一批ABB公司的工業機器人,在3年的時間里,產值增加了兩倍多,工人數量則從3000多人下降到1500多人。這或許是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最好現實案例。
別人的教訓,我們的困局,中國工業經濟發展必須未雨綢繆。傳統的工業發展思路難以為繼,必須尋找新的出路。必須在科學發展的主題下,促進傳統工業的轉型升級。
“第三次”中國搶先出擊
不論第三次工業革命最終是否會成為一場真正的革命,都將給中國工業經濟發展帶來沖擊,如果現在不加以規劃應對,當數字化制造技術、成本發生質的變化時,對中國的沖擊將非常嚴重。
數字化技術的變革,會使低成本優勢逐漸喪失。第三次工業革命最核心的人工智能數字制造技術,一方面會導致生產方式產生變化,使產品的研發設計、制造生產、銷售環節的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會因為更多地使用機器人技術,從而使勞動力成本降低。美國的目標就是使制造和維護機器人的成本低于人工勞動力。
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的成本也在不斷上升,而第三次工業革命會使生產成本不斷下降,兩者最終接近甚至逆轉,對中國這樣的制造業大國而言,相對成本優勢將不復存在,制造業大國的優勢地位就會失去。
筆者認為,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應搶先出擊。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不是單一政策的調整,而是系統性變革問題,這種系統性變革要求加強頂層設計和系統性規劃,所以最根本還在于體制和機制的改革。
中國制造業的優勢如何才能不被第三次工業革命所終結?這需要不斷地在政治、社會與經濟各層面上進行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參與新工業革命所需的發展環境。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兩大特點,一是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力數量快速下降,勞動力成本占比會越來越小;二是個性化、定制化的生產,要求生產者要貼近消費者與消費市場。中國制造業的特點是低成本,加工組裝有很強優勢。但是,要把個性化服務及時轉化為產品,這就考驗企業對市場的反應能力和適應能力。如果我國能把短板補齊,發揮超大規模國家多層次市場的優勢,我們將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搶得先機。
最近,歐洲模具展上公開展出了一組3D打印機,它通過層層疊加材料來制造產品,無需敲擊、彎折與切削等工序。而美國“3D系統”公司則用打印機為英國《經濟學家》記者打印了一把錘子,做工精細的錘柄上有木紋效果,錘頭為金屬質地。
就在今年8月,一臺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選擇性激光尼龍燒結構設備——激光3D打印機也在湖南長沙下線并首次出口美國。
近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被“熱炒”。今年4月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專題論述了當今全球范圍內工業領域正在經歷的第三次革命。一系列新技術的發明和新材料的應用,讓數字化革命正在我們身邊發生———軟件更加智能、機器人更加靈巧、網絡服務更加便捷。
一個新興的數字生產革命已經悄然來臨。
思想界與產業界的碰撞
當各種“革命”理論襲來之時,必然是對當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出現了不同的思考。
如果說,30年前我們依靠引資建廠、從事勞動密集的加工業;20年前我們依靠擴大出口、從事國際貨物貿易;10年前我們依靠承接服務業轉移、從事國際服務外包的話,那么,當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到了極限,經濟增長依靠數字革命或許是一個方向。
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改變,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都是一次挑戰。經濟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發展中國家復制了發達國家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經濟增長模式。但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到了極限,因為前兩次工業革命最終表現為:經濟增長了,卻耗費了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并使全球難以承受碳排放過量帶來的環保危機與溫室效應等氣候危機。
當前,在思想界與產業界,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認識,主要有三點。一種觀點認為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只是互聯網技術和新能源技術兩個概念的嫁接,聽上去誘人,實際上是一種大忽悠;第二種觀點認為目前還很難說新的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但以“納米技術、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電子”為標志的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值得重視;第三種觀點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初露曙光,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錯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絕不能再錯過第三次工業革命。
筆者以為,第三種判斷似乎更能讓人接受,對于“忽悠”論,筆者不以為然,當前,具有批判性精神的言論越來越多,但綜觀世界工業近50年的發展歷程,很多趨勢性的研究并不只是一種“忽悠”,反倒是不重視“忽悠”的國家吃了大虧。
中國須吸取歷史教訓
錯過發展機遇的教訓是慘烈的,最為深刻的應該是日本。在信息技術革命剛剛開始的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不僅在傳統制造業上取得對美國的全面勝利,甚至夸耀其資本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1968年成立的英特爾公司、1975年成立的微軟公司一聯手,日本不但不得不交出“世界工廠”的寶座,而且經濟還陷入了長期的蕭條。
中國現在和當年日本的處境有點相似。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制造業超過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美國在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用“再工業化”的概念取代了“后工業化”的概念,當時有一些經濟學家分析說美國是在開倒車,但美國發力數字化和新能源僅三年,成效已經初步顯現。
由此,聯想到我國電信設備制造商華為、中興公司在美國遇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中國光伏產業接連遭遇美國、歐盟“雙反”調查,折射出國家之間在未來經濟增長新領域里,發展主導權的爭奪已日趨激烈。
新能源、互聯網及其二者的結合被認為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美國和歐盟針對中國有優勢的光伏產業動作頻頻,其實質是在爭奪制高點過程中的圍堵和博弈。
再看當下中國工業的發展,在經歷了30年的高速發展后,勞動力、土地、資源等成本優勢不再,面臨發展困境。
而正是在這種境遇之下,深圳一家生產無線鍵盤和鼠標的企業雷柏公司,引進一批ABB公司的工業機器人,在3年的時間里,產值增加了兩倍多,工人數量則從3000多人下降到1500多人。這或許是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最好現實案例。
別人的教訓,我們的困局,中國工業經濟發展必須未雨綢繆。傳統的工業發展思路難以為繼,必須尋找新的出路。必須在科學發展的主題下,促進傳統工業的轉型升級。
“第三次”中國搶先出擊
不論第三次工業革命最終是否會成為一場真正的革命,都將給中國工業經濟發展帶來沖擊,如果現在不加以規劃應對,當數字化制造技術、成本發生質的變化時,對中國的沖擊將非常嚴重。
數字化技術的變革,會使低成本優勢逐漸喪失。第三次工業革命最核心的人工智能數字制造技術,一方面會導致生產方式產生變化,使產品的研發設計、制造生產、銷售環節的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會因為更多地使用機器人技術,從而使勞動力成本降低。美國的目標就是使制造和維護機器人的成本低于人工勞動力。
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的成本也在不斷上升,而第三次工業革命會使生產成本不斷下降,兩者最終接近甚至逆轉,對中國這樣的制造業大國而言,相對成本優勢將不復存在,制造業大國的優勢地位就會失去。
筆者認為,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應搶先出擊。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不是單一政策的調整,而是系統性變革問題,這種系統性變革要求加強頂層設計和系統性規劃,所以最根本還在于體制和機制的改革。
中國制造業的優勢如何才能不被第三次工業革命所終結?這需要不斷地在政治、社會與經濟各層面上進行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參與新工業革命所需的發展環境。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兩大特點,一是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力數量快速下降,勞動力成本占比會越來越小;二是個性化、定制化的生產,要求生產者要貼近消費者與消費市場。中國制造業的特點是低成本,加工組裝有很強優勢。但是,要把個性化服務及時轉化為產品,這就考驗企業對市場的反應能力和適應能力。如果我國能把短板補齊,發揮超大規模國家多層次市場的優勢,我們將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搶得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