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高虎在參加“釋放電力系統活性：國際經驗分析與借鑒”研討會上，從政策和技術兩方面探討釋放電力系統活性的先進經驗。當日，高虎就電能替代和可再生能源發展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今年以來，我國多個地區頻繁發生霧霾。嚴重的霧霾是我國能源發展方式不合理、結構性矛盾長期積累的集中暴露。從根本上說，可再生能源特別是風能、太陽能等的利用，是解決資源環境問題的長遠之策。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重要途徑就是轉化為電能，因此，解決能源發展問題，驅散霧霾，關鍵是要推動“以電代煤、以電代油、電從遠方來”，全面實施電能替代，提高電氣化水平。

從世界上看，英國是工業化最早的國家，早在1813年就開始重復出現污染引起的霧霾天氣，到1952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超級霧霾，上萬人死于霧霾引發的疾病。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英國在最初產生霧霾的100多年后才出臺相關制度法規，治理污染問題。高虎認為，“我們應盡快建立適應可再生能源發展特點的電力運行管理、電價機制，加快轉變能源發展方式和生產生活的用能方式，提高電氣化水平。”

政府的政策引導是行業加速提高創新能力、優化產業布局重要的背后推手。“盡管目前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系統中占比不高，但國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高虎說。在他看來，我國對風電、太陽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本身就是對電能替代的支持。

改善能源結構，首先要通過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降低對煤炭的依賴。目前，我國已經發布了《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達到4.78億噸標準煤，其中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達到4億噸標準煤，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達到9.5%以上。“十二五”規劃對新能源配額比例提出了要求，并寫入了新能源發展配額目標，實施新能源配額制。高虎認為，“規劃對地方政府、電網企業以及發電企業提出了在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面的要求。不僅如此，國家在做能源總量控制的分解過程中，也充分考慮了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激發各地政府、企業就地開發、就地生產、就地消納可再生能源。”

在高虎看來，目前我國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的發展還面臨一些困難。“我國雖然在政策上做出了一些努力，但還沒有完全建立適應可再生能源特點的電力運行管理模式。”高虎認為，“未來要真正實現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做到能源結構調整，就必須建立相應的價格、輔助服務、調度運行管理等配套機制，并改進不利于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機組發電計劃管理政策。”

在國際上，電力系統的靈活性是有很好的市場機制做支撐，電力市場有利益傳導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使得市場中的利益主體如火電企業、風電企業、天然氣發電企業、電網企業等都有意愿來共同發展可再生能源。“一些歐洲國家，通過很好的價格機制激發市場潛力，并通過建立圍繞支持可再生能源的運行管理機制，來使整個市場主體都共同接納可再生能源。”高虎說，“而我國采用發電機組的年度發電計劃指標管理，機組上網價格政策也相對剛性，使得整個電力市場的靈活性和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傳統發電企業配合新能源發電企業的利益機制也沒有建立起來。下一步，國家應該在這方面做更好的政策安排，在促進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前提下，充分考慮各種利益主體的利益，激發電力系統的活性。”

高虎還提出，可再生能源具有本地化屬性，在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面，一方面要著眼于優化電力配置，擴大消納范圍；另一方面要著眼于就地消納，就地生產、就地利用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傳輸損失。“要堅持兩條腿走路。”

一方面，我國水能、風能、太陽能資源可開發規模分別超過5.7億千瓦、25億千瓦、27億千瓦，其中約80%集中在西部地區。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域差別大。“在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落后，電力需求量較低。遠距離電能輸送可以減少中東部地區的電源建設，起到實質性的替代作用，從而有利于中東部地區環境改善。”高虎說。而在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的地區，就應盡可能加大當地可再生能源的消納比例，調整當地能源結構，再把富余的可再生能源電力輸送出去。

“到2030年前后，我國的碳排放量將達到峰值，之后逐步下降。這意味著，未來電力系統的新增電源將主要是可再生能源。”高虎說，“不僅如此，電氣化水平也是反映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標志，隨著未來經濟的不斷發展，電能替代是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