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世界第四大能源，生物質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在國內外都不是什么新鮮事。縱觀國內生物質發電，還停留在示范項目階段，并未形成大規模合理利用，相關自營企業也未找到盈利模式，作為人類從遠古時代就開始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在現今蓬勃發展的中國新能源領域里需要跨過幾道坎?

原材料收集難制約規模發展

從我國“十二五”新能源規劃中不難看出，與水能、風能等新能源相比，生物能源的投入略顯單薄。據統計，世界范圍內生物能源占所有一次性能源的比例僅為13%，生物能源的發展一直不溫不火。

“生物質能在中國之所以長時間發展不起來，原料收集難成為首當其沖的障礙。”中國城市經濟文化研究會秘書長高峰表示，我國擁有豐富的生物質能資源，據測算，我國理論生物質能資源為50億噸左右標準煤，是目前中國總能耗的4倍左右。但是，中國生物質原料分布不集中，占生物質原料絕大多數的農作物秸稈收集很困難，如果向農戶收購則極易增加收集成本。

據江蘇省電力行業協會透露，江蘇省已建成投運的13家生物質發電廠，出現了家家虧損的局面。另外有生物質發電廠因為“填不飽肚子”，只好把能燒的都收集起來，還從外省收來樹皮、木材加工廠下腳料、糧油加工廠稻殼，甚至還有藥廠的藥渣。

為什么原料收集這么難?大多數人將原因歸結為收購價過低。近日，《中國電力報》記者在采訪牧羊集團生物能源設備公司海外銷售經理王汝華時，他為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以玉米秸稈為例，電廠每噸付費200~260元，而收購站只按100元左右收購。一農戶家8畝玉米地可產秸稈3噸多，送電廠能賣六七百元，而去近一點的收購點只能賣300多元。扣除油錢、運費，不算勞動力和花費的時間，所掙不多，因此農民情愿一把火燒掉做肥料。

針對這些情況，今年5月底，國家發改委會同環保部和農業部下達了《關于加強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和禁燒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政府將“加大對農作物收獲及秸稈還田收集一體化農機的補貼力度”、“研究建立秸稈還田或打捆收集補助機制”。專家分析，這將提高農戶正確處置秸稈的積極性，有利于生物質能源企業解決既有的原料保障難題，使秸稈收集能夠常規化、規模化。

“先補貼后建設”模式帶來弊端

一直以來，針對生物質能項目“先補貼后建設”的措施容易帶來弊端。專家表示，不僅補貼方式上存在一定缺陷，整個機制缺乏能源主管部門、技術部門的參與。制度怎樣更有利于監管，更顯公平、公開，都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我國目前80%的生物質能項目都靠國家補貼，每個省不少于50個項目，平均每個項目國家投入近200萬元。這么大的一筆投資，我國的補貼政策是先投錢建設，項目竣工后進行驗收，但是后期維護、監管等程序則很少有人問津。這樣極易造成企業通過以建生物質能項目獲得國家補貼，但是建成后卻靠主營其他業務來掙錢，無論獲利與否都造成專項資金的浪費。國內目前除了一些有雄厚資金和優良渠道的國有企業，真正通過生物質能業務盈利的企業還很少。

另外，我國的財政補貼還有一定的進入門檻。財政部規定，企業注冊資本金要在1000萬元以上，年消耗秸稈量要在1萬噸以上，才有條件獲得140元/噸的補助。這對一些中小企業無疑是一道很難跨越的門檻。

政府補貼后期監管不到位，容易造成企業不愿意花較高成本進行研發以及對先進設備的引進。中國農林生物質原料復雜多樣，品質差異巨大，因此需要一套性能穩定、可靠的燃燒設備以適應中國復雜多樣的燃料。

有專家表示，我國生物質能的開發和利用除了努力建立新的燃料收購模式，政府建立更有效的補貼機制外，借鑒成功國家的經驗也必不可少。正如世界生物質能協會主席HeinzKopetz所希望的一樣，他號召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國際可再生能源署、世界生物質能協會等國際性組織一起收集已經取得成功的生物質能源政策的案例。這樣，政策制定者通過學習別國的經驗，每個國家可以加快向更加可持續的社會體系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