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正是成千上萬的國企職工通過“下崗分流”承擔了改革的巨大成本，讓中國經濟走出陣痛走向高速發展。但如果在繼續深化改革的道路上猶疑不前，那么在高速增長的浪潮退去后，國企很可能仍是效率低下的“裸泳”者。

　　盡管混合所有制被廣泛提及，但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國企改革并沒有如人們預期的那樣，成為兩會代表委員熱議的專題。

　　本次兩會，改革語境相當廣泛，國企改革只是其中的“老生常談”。

　　但輿論認為，決策層推動國企改革的決心十分堅定，路徑與目標也十分清晰。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委員強調，混合所有制實際上是一個改革問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要靠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而混合所有制建立的過程就是把法人治理結構真正完善。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發展混合所有制提升到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使得國有企業回到合理的改革路徑，另一方面則打開了激發民間資本活力的空間。歷史一再證明，破除非國有資本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和“天花板”等制度性障礙，正是調整利益格局、釋放國企改革空間的關鍵。

　　早在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混合經濟的思想，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首次將發展混合所有制正式寫入中央文件。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到今天仍然是一個“老話題、新熱點”。這證明國企改革的迂回曲折，也使得一些代表委員深刻反思“時間都去哪兒了？”

　　中國經濟剛剛經歷一輪高速增長期，這也是以央企為代表的國有企業的“黃金10年”。

　　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2003年后， 國企資產并未向政府希望的行業集中。相當多的學者研究后得出結論：2003年后，國企的退出路徑基本被關閉，早期改革“硬預算約束”的喪失，以及2008年后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國企的市場紀律日益放松。這種趨勢性的逆轉使得國有資本在競爭性行業，如餐飲、零售和低端制造業的配置顯著上升，在戰略性行業的集中度隨之下降。至2011年，約有一半的國企資產仍配置在非戰略性行業，其中包括9萬多個企業和37萬億元人民幣的資產。

　　“在這些行業，國企與民企競爭越來越沒有道理。”有分析人士不無憂慮。作家吳曉波在他的《歷代經濟變革得失》中說：“一些反市場化的行為也用改革的名義進行……”

　　雖然有關部門試圖講述一個又一個成功的國企故事，但數據最能說明問題。

　　國家統計局工業普查數據顯示，國有工業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在2007年達到6.7%的峰值，2009年下跌至3.6%，2013年回升至4.5%左右；而非國有工業企業2007年的資產回報率約為8%，目前的資產回報率已回升至超過9%。

　　而“所有改革都是被迫的”。改革必然釋放巨大的紅利。

　　經歷上個世紀末期“扭虧脫困3年”的關鍵改革，國企數量從1997年的26.2萬縮減至2003年國資委成立時的14.6萬；同期國企員工數量由7000萬減至4200萬。反觀經營業績，國企的股本回報率從1998年的0.4%提高至2006年的12.4%，資產回報率從1998年的0.2%提高至2007年的5%。

　　人們記憶猶新的是，當年正是成千上萬的國企職工通過“下崗分流”承擔了改革的巨大成本，讓中國經濟走出陣痛走向高速發展。但在繼續深化改革的道路上猶疑不前，使得高速增長的浪潮退去后，國有企業仍然是效率低下的“裸泳”者。

　　因此，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尖銳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應該做一個‘改革之責’的題目，就是各個部門、政府機構也好，官員也好，你到底準備怎么改？”

　　兩會前夕，中石化打開了混合所有制的大門，廣東省推出了國有股權出讓不設下限的改革方案，不少省市國資委陸續出臺的改革方案中，都將重點放在如何引進社會資本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上……這些都是積極的信號。

　　國企改革的成敗，影響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向，而風險正是來自對改革的猶疑。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討論時強調：“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要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不能不思進取、不思改革、抱殘守缺。”

　　在廣東代表團，習近平總書記用“騰籠換鳥、鳳凰涅槃”8個字來與代表一起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結構調整的問題，要求“面臨改革大潮，我們要做改革的弄潮兒，要有強烈的歷史擔當精神。革命戰爭年代沖鋒陷陣、英勇獻身，現在，就是要勇于改革、善于改革”。

　　興廢由人事。

　　國企改革并非“一‘混’就靈”。但要把改革藍圖變為現實，首先必須走出猶疑，堅定意志，真抓實干。正如陜西省委書記趙正永代表所說，改革，只有克服心存膽怯不敢改、心有私利不愿改、心中茫然不會改，才能釋放出讓群眾看得見、感受得到的改革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