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有看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金融資源，譬如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100萬億元的M2存量，以及百萬億的人民幣存款余額，幾大國有銀行依然位列最新的財富500強前茅。

　　貌似堅不可摧的龐大金融資產，在6月20日這天被擊穿。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一度飆升到13.44%，隔夜回購利率一度狂漲到30%。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效率低下顯露無疑。

　　有分析人士認為，如果按照國際利率市場的標準，這已經算是一次金融動蕩。

　　此后，央行出手釋放流動性，銀行間市場的資金緊張局面初步得到緩解，Shibor在6月28日也回落到了4.9%，但仍遠高于常態的3%以下。事件平息后，業內開始反思——是央行對市場流動性判斷失誤，還是懲罰部分接近違約的銀行，進而抑制過度放貸？顯然，多數人偏向后者。

　　不過，反思不僅僅局限于金融領域，經濟體制、深層次經濟結構問題、社會矛盾等引發新一輪討論。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被問及，中國是否會爆發一輪經濟危機？哪個領域的問題將會引爆系統性風險？防范中國式經濟危機的解決之道是什么？

　　夏斌公開表示，中國已經存在事實上的金融危機現象。

　　危機是否爆發？

　　盡管許多學者將“錢荒”定義為一場不大不小的恐慌，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在某些領域已經爆發。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夏斌就公開表示，中國已經存在事實上的金融危機現象。他向《英才》記者闡述了金融危機的表現形式——企業和金融機構倒閉、破產，資不抵債、不良貸款上升，失業增加，經濟萎縮，增長下滑。

　　“有些地方融資平臺早就資不抵債，靠增加貸款維持。只是危機沒有引爆，壞賬沒有暴露，靠多發貨幣掩蓋。”

　　夏斌的擔憂不無道理。據渣打銀行、惠譽和瑞信的估計，中國地方債規模在GDP的15%—36%之間，規模將高達3萬億美元。

　　中國審計署外交外事審計局局長馬曉方指出，兩年來有4個省和8個省會城市債務增長率超過20%，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已超過100%，最高達189%。

　　微觀層面，高盛數據顯示，中國企業債與GDP之比達151%，居全球之首。但企業債務只是總體債務的一部分，中國還有消費者貸款、政府債務和其他影子負債形式的貸款。2013年中國信貸總規模預計增至GDP的240%，且還在加速上升。

　　對于可能爆發的危機，夏斌對《英才》記者給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議：利用巨額外匯儲備和國有資產；整頓市場紀律，對資不抵債的企業、中小金融機構，該關閉的就關閉；學習1997年亞洲危機的經驗，當時中國人民銀行關閉了100多家信托公司，關閉了1000多家基金、證券公司。

　　當前，中國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還躺在中投的賬戶上。對于如何使用外匯資產和國有資產，夏斌解釋，可以利用人民幣和美元雙幣貸款，雙幣投資，鼓勵企業和金融機構走出去，支持東南亞、非洲、拉美地區搞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促進出口，消化現在的過剩產能。

　　“需要注意的是，要嚴肅財政紀律，對資不抵債的企業絕對不能繼續貸款，就讓他們破產，賣資產還錢。這個過程中如果有地方政府出了問題，不排除某些地方政府把辦公樓賣掉來還債，這要看中央政府的決心。”

　　夏斌認為，當前中國有20多萬億的國有凈資產，可以適當地、有步驟地賣掉一些來解決債務問題。與此同時，要加快改革，挖掘中國的合理增長的潛力，而不是簡單靠放松銀根的辦法。

　　有悲觀者，亦有樂觀者。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超愚在接受《英才》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比較小。他將金融危機定義為三個層次：第一層，金融體系效率低下，資金從儲蓄者到投資者之間的流動受阻，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第二層，銀行等金融機構盈利下滑，日漸虧損，進而破產；第三層，由銀行的金融問題將中國拖入經濟危機，引發大蕭條。

　　“在可預見的時期內，由于金融機構的破產導致整個國家的大蕭條，根本不會在中國出現。”在鄭超愚看來，上述的三個層次中，第一個層次，金融效率很低，利率管制，資金到不了中小企業，這是存在的。但是第二個層次不會出現，因為現在銀行利潤非常高。至于第三個層次，美國這么嚴重的金融危機都垮不掉，中國怎么可能讓它爆發？

　　中國當前最應該注意的是央行對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失誤。央行將錢荒解釋為流動性錯配，意欲懲罰過度貸款引發違約的銀行。但是中央銀行里有清算部門，有保持市場金融體系穩健的職能。如果出現短期流動性問題，那就是人民銀行的失職。“中國人民銀行的權力非常大，如果不是對貨幣政策的理解出現偏差，錢荒其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只有放權才能解局，中國需要啟動新一輪改革。

　　轉型泥潭？

　　盡管在金融危機是否爆發仍有爭論，但是不可否認，中國經濟轉型成功與否關系到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

　　然而，讓眾多經濟學家疑惑的是，從“十五”到“十二五”，中國為何長期處于轉型時期？中國是否會掉進轉型危機而不可自拔？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近期再次唱衰中國，他表示中國遇到了大麻煩，中國的整個商業運營方式，以及推動中國經濟30年來迅猛發展的經濟體制，都已經達到了極限。

　　“你可以說中國模式即將碰壁，而且是像長城那樣厚的墻壁，目前唯一的問題是這次碰撞會有多嚴重。”克魯格曼將中國的問題歸咎于經濟增長模式失衡，高達50%的投資率為世界最高，而消費占比日趨式微。中國消費低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沒有從國家經濟增長中獲得多大收入提高，一些收入流向了精英階層，但大多數只是停留在企業中，而且許多是國有企業。

　　誠如克魯格曼所言，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消費不振的最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在《即將到來的社會危機與應對之策》一書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和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將“權貴主義”列為中國最危機的問題。

　　吳敬璉直言，將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籠統歸罪于市場，是沒有根據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貧富差別擴大的首要原因是腐敗和壟斷。從80年代后期至今，權力尋租的租金總額達到了整個國民財富的20%-30%。世界上很少有國家租金總額達到這么高的水平。

　　王小魯認為，未來兩三年，能否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將成為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關鍵。解決權貴資本主義要從政府體制改革、土地出讓制度、財稅體制以及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分配入手。

　　“轉型是必須的，拖延和回避只能增加轉型的成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慶對《英才》記者表示，中國經濟的轉型不僅不容輕視而且刻不容緩。在國際競爭當中，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或者其他資源都不是可持續的競爭力。可持續的競爭力只能是一個來源——經濟制度。中國經濟轉型也必須從改革制度開始。

　　除去上述結構性的深層次問題外，短期內中國經濟下滑也令高層頭疼。業內擔心，一旦穩增長成為政府主抓目標，調結構將被一再推遲，中國轉型的時間成本將日益增加。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向《英才》記者表達自己的擔憂：“中國經濟在2010年三季度增長10.6%之后持續下滑，經濟缺乏活力。目前以政府主導資源配置模式已走到盡頭，這表現在三方面：與民爭利、干預過多和阻礙競爭。

　　“與民爭利”表現為政府總收入占GDP之比屬全球同等收入國家較高水平；“干預過多”表現為政府財政支出高、政府控制的企業支出較高以及審批行政干預過多；“阻礙競爭”表現為壟斷管制造成能源、金融、交通運輸和電訊等行業供給不充分，導致價格過高和壟斷利潤產生。

　　“只有放權才能解局，中國需要啟動新一輪改革。”諸建芳表示，歷史經驗顯示，經濟增長比較低迷時，政府往往會順應潮流推動改革。重塑促進經濟增長，有三大關鍵因素：優化資源配置、激發創新和催生新產業。

　　“未來如果改革能在土地、資源、金融、醫療、教育等領域取得突破，那么將會有效地消除制造業產能過剩、解決民間融資難題、經濟恢復內生動力。”

　　今年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7.5%，低于業界預期。不少學者認為，短期經濟下滑，中央經濟工作無疑更加偏向穩增長。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經濟運行設定“上下限”，“上限”是通脹水平不得高于3.5%，而“下限”是穩增長、保就業。據新華社報道，增長下限為7.5%，底線是7%。

　　“當前應該出臺一些中西部的鐵路、公路和機場的投資計劃，同時對中小企業減稅。”鄭超愚認為，金融危機后，中國率先復蘇進而率先退出刺激政策是導致當前經濟下滑的原因。“我們總是對中國經濟長期太悲觀，短期太樂觀。誰能知道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多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錯判是當前最大的危機和問題。金融危機后，本應該發力出臺政策突破危機，當前經濟形勢已經非常嚴峻，反觀美日通過量化寬松宏觀經濟日益好轉。如果中國一直遲疑政策出臺，最終反而會拉低潛在增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