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未至，韓俊良的盲目自信卻把華銳風電推向了生死關口。 

2011年，風電行業步入拐點，被業界稱為“激進派”、“冒險家”的華銳創始人、董事長韓俊良一如既往，依舊選擇擴大員工規模和基地建設，在海上風電和海外市場上孤注一擲。 

但殘酷的市場和收緊的政策，沒有給華銳得以喘息的余地。韓的錯誤判斷導致了華銳背負高存貨和高應付賬款的風險。今年前三季度，華銳營業收入僅為36.34億元，虧損2.55億元，業績同比下滑了128%，這也是華銳風電4年來首次出現虧損。截至今年9月30日，公司存貨金額高達85億元。 

昔日的速成冠軍，用短短5年的時間創下國內第一、世界第二的奇跡，今天卻因為體積龐大、內部管理失衡而病入膏肓。“過去的事情證明我是對的，未來的事情也會證明我現在的決策是對的。”韓俊良曾經的許諾化作空談。 

“在公司感受不到企業文化，員工能發揮的空間也非常有限。”一名離職員工概括自己效力華銳的感受。公司內部的重要崗位，多由韓俊良在大連重工起重設計院時的“舊部”擔任，這些人對韓言聽計從，很少對他的決策提出異議。 

危機四伏，華銳投資方試圖通過“換帥”來挽救局面。資本大佬、華銳大股東尉文淵被推向前臺，鉆研過冬之道。大規模停工放假、清理不良資產、繼續進軍海外新興市場，但收效難料。 

導語： 

昔日的風電巨星——華銳風電，在行業整體遭遇寒冬的時期，由于自身存貨和資金壓力難以消解，正在慢慢隕落。 

冷酷“裁員” 

“裁員”是尉文淵今年8月出任華銳代理總裁之后，采取的最大幅度的減虧舉措，只是華銳把“裁員”變相實施為“停工放假”。 

2012年11月15日，華銳在辦公樓貼出了《關于部分崗位員工停工放假的通知》，《通知》中確定的首輪放假時間，是從11月19日開始，至公司恢復正常生產且通知復工之日為止。 

李文生(化名)是首輪被放假的員工之一，他原先是華銳北京總部研發部門的一名員工，2010年研究生畢業后即來到華銳，目前為華銳做了兩項專*。 

對于自己被列入公司首輪放假員工名單，李文生并不意外，“去年年底沒有拿到年終獎，每個部門只派了幾個人去參加公司年會，今年5月份公司又解約了一大批應屆畢生生，我就知道公司的形勢不妙。” 

幾個月前，華銳人力資源部門的負責人把李文生約到會議室談話，開門見山地丟了他4個選擇：一是調崗到項目基地工作;二是到項目基地參加6-12個月的職業培訓;三是帶薪放假;四是其他選擇。 

李文生是研發人員，并不清楚項目基地是否有合適自己的崗位，而且聽說有項目基地的管理人員被調崗到生產線工作，于是排除了這個選擇。如果是帶薪放假，公司只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的80%——即1080元予以按月發放，“這些錢在北京怎么生存?” 

李文生沒有接受公司提供的選擇，而是繼續觀望。在這段時期內，華銳退租了原先在北京國際大廈的辦公場所，人員都集中在中關村文化大廈辦公，有些被約談的員工，不愿意在公司耗下去，而主動提出辭職，華銳承諾不收取違約金，并給予一個月工資作為補償。 

直至名字出現在放假名單中，李文生也沒有在任何文件上簽字，這次“被放假”多少有點強制的意味。李文生說，首輪“被放假”員工有350人，之后華銳又陸續增補了3次放假名單，分別是21人、35人和63人，最近一次是在12月10日，這樣算下來已經約有470人被停工放假。 

李文生被迫離開公司的時候，他所在的科室還有7個人，而這個科室人數最多時有29個人辦公。 

華銳的“裁員”范圍不僅限于北京總部，更早之前，分散在各個區域的項目基地也有員工被停工放假。 

位于“風電之都”酒泉市的華銳風電基地，也沒有逃離“裁員”的厄運，基地原先一位負責整機質量檢查的人員對記者說：“華銳在酒泉最風光的時候，每天大概有14臺左右的整機發運量，那時基地有200多名員工，現在大概還剩下70多人。” 

李文生去年秋天到華銳在遼寧省大連市的瓦房店風電基地出差，他發現基地的訂單量已經減少大半，生產線工人明顯減少，有些管理部門的員工已經下到車間完成裝配工作。今年10月，華銳就注銷了公司下屬的大連分公司，同期注銷的還有貴州和南通分公司。 

李文生不知道放假的日子還要繼續多久。根據北京市相關規定，企業在特殊情況下采取的緊急、短期性停工停產行為，應當有較明確的復工時間。李文生認為華銳的做法有變相規避“經濟性裁員”之嫌，“無休止的放假，很多人會為了生計找新的工作，而主動向原公司辭職，這樣華銳就逃避了支付裁員補償金。” 

他曾和同伴們到公司總部討說法。“當時部門領導都沒有出來，而是先報警。后來我們進到公司，發現原先使用的電腦賬戶已經被注銷，連辦公座椅也沒有了。” 

在這次抗議僵持下，代理總裁尉文淵最終出面調解糾紛，這也是李文生工作兩年多來第一次見到這位華銳高層。“尉總接替韓俊良管理華銳之后，我們一直希望公司情況能得以扭轉，沒想到首要措施就是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