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退而不休”來形容施鵬飛并不為過。盡管退休已近十年，他仍頻繁出現在風電大會、展覽上，或做主旨報告、主持專題討論，或回答有關中國風電政策和市場的問題。

　　現任中國風能協會副理事長的施鵬飛，少時的理想是滑翔和飛行，這或許跟他的名字有點關系。“鵬”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大鳥，以搏擊長空著名。

　　然而，即使風是影響飛行的一大因素，他與風電結緣，卻是因為一個偶然機遇。

　　施鵬飛1940年出生于昆明，當時他的父親在西南聯大擔任工學院院長。抗日戰爭結束后，一家人隨學校回遷北京，施鵬飛一直是清華附小和附中品學兼優的學生，物理和化學尤其出色，后被保送進入北京四中。

　　施鵬飛的高考志愿全是航空專業，但政審時他被發現家庭有臺灣關系，而航空與國防是聯系在一起的。他最終被北京機械學院錄取，改學機械設計專業。畢業后被分配到西北的青海省工作。

　　1980年，當他還在西寧高原機電研究所技術工作期間，單位接到派人到荷蘭學習風能技術的名額，最先選中的技術員因為只懂俄語被退了回來。于是，機會意外地落到了英語很好的施鵬飛頭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絕大多數學校教授的外語是俄語，北京四中卻開了兩個英語班，施鵬飛就在其中。

　　在西安外語學院接受數月語言強化培訓后，施鵬飛到了代爾夫特理工大學及荷蘭能源研究中心（ＥＣＮ），開始接觸風電技術，一個對他來說全新的領域。

　　“原先我搞的機器是在室內恒溫條件下工作，風電機卻在野外多變的環境里運轉。”他說。

　　施鵬飛接著邀請赴英國里丁大學進修半年，學習風力、柴油發電系統計算機模擬。回國后，他被借調到新成立的中國風能技術開發中心工作。1986年，他負責一個中國－比利時政府間合作項目，在福建平潭建設風電場，這是中國最早的風電場之一。海外學習和早期開發的經歷，使他很快成為一名權威專家，其細致工作和坦率表白的作風，又贏得人們的信任和敬重。

　　雖然施鵬飛從小在北京長大，但由于當時戶口控制嚴格，全家無法調入北京，只好落戶山東煙臺。施鵬飛掛職在煙臺農村能源辦公室，工作卻在北京，直到1996年才得到解決，那年他已55歲，剛好是入戶北京的上限年齡。

　　此后，施鵬飛在電力部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任新能源處處長，并升任副總工程師，該單位負責中國風電發展的前期工作。

　　1998年，施鵬飛感到地方提供的數據既不準確也不全面，便開始獨立統計全國風電的裝機情況。為此，他直接聯系開發商和制造商，數次實地調查以確保數據準確無誤。多年來，這是關于中國風電裝機狀況的唯一權威可靠的統計數據。2007年有一名助手開始協助他做這項工作，因為中國風電的發展實在太快，一個人的精力已難以勝任。

　　回想此事，施鵬飛說當初決定做統計有兩個目的，另一個是為了分析研究。他每年跑很多地方，幾乎所有中國重要的風電場和風機制造廠都曾留下他的足跡。毫不夸張地說，沒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國風電業的真實狀況。

　　上個世紀90年代，起步不久的中國風電業發展緩慢，2000年100萬千瓦的裝機目標結果沒有實現。施鵬飛指出問題的癥結是成本太高，而出路在于大力發展國內制造業和開發大規模風電場。中國政府自2003年起對大型風電場實行特許權招標。同時，國內風機制造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冒頭。

　　作為老資格的風電顧問，施鵬飛在中國第一個《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目前，施鵬飛正在考慮《可再生能源法》的修訂問題，他認為應該給電網企業更多的激勵。

　　作為可再生能源的新興代表，眼下的風電技術雖然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其前景無疑是光明的。制定中的國家新能源振興規劃，正考慮到2020年大幅提高核電、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的裝機容量，新能源裝機占總裝機的比例，將從目前的大約1％提高到17％。

　　施鵬飛擔心許多國內制造商缺乏獨立研發能力，他認為中國近期還不宜安裝這么多風機。他說：“裝很多機器，不發電或效率很低，沒有用。發展不應該只看裝機容量，應該看實際發電量。”

　　海外學習歸來后，施鵬飛翻譯出版了一本法國作者寫的書《風力機的理論與設計》，后來發表過多篇關于中國風電發展狀況、策略和問題的論文，并與人合作編撰了《風力發電》一書。

　　退休后的施鵬飛，生活一點兒也不比從前空閑，出差仍是家常便飯。年近70的他仍堅持騎自行車上下班，每天花近兩小時，騎行28公里。這是他上中學時養成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