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斯認為，“后工業時代”重振制造業并不容易。“

作為專注于創新型新商業模式的國際專家，麥琪·戈爾斯認為，法國經濟下滑對該國創新能力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嚴格的勞動法使得公司很難隨意調整勞動力格局，而高額的社會福利政策也讓很多創業公司在雇工方面畏首畏尾。最終，既不會有利于就業者，對整個經濟的復蘇也起不到作用。

著名社會學大師丹尼爾·貝爾把人類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不同的社會是依據不同的中軸建立起來的。前工業社會以傳統主義為軸心，意圖是同自然界競爭，土地是資源，地主和軍人擁有統治權。工業社會以經濟增長為軸心，同經過加工的自然界競爭，機器是資源，企業主是社會的統治人物。而后工業社會以理論知識為中軸，意圖是人與人之間知識的競爭，科技精英成為社會的統治人物。科技專家之所以擁有權力，全憑他們受的專業教育與技術專長。

麥琪·戈爾斯（Maggie Gorse）便是一位專注于創新型新商業模式的國際專家，她的研究和咨詢項目專注于“后工業化時代”經濟轉型的難點。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專訪時，戈爾斯通過對法國經濟當前的困境和負債型經濟體如何走上復蘇道路的分析，闡述了“后工業時代”經濟轉型仍依賴科技創新的觀點。

商業模式創造價值

在金融界打拼了三十多年，戈爾斯說，“如今還記憶猶新，我的第一份工作經歷是在紐約，為美國的國際大投行做國際辛迪加貸款的工作。那時，倫敦正在籌建國際金融中心，石油美元左右著世界經濟，歐洲美元市場在石油美元的回流初期快速成長起來。當時的石油美元主要是流向歐洲貨幣市場、紐約金融市場、各國金融機構和國際金融機構等，其流入地區主要是西歐、英、美等。正是這段工作經歷讓我對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有了很深刻的認識，也正是那時我逐漸意識到，世界金融市場的緊密性是會迅速傳染的。”

多年來，戈爾斯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公司戰略規劃、戰略定價和財務規劃等方面。在銀行業打拼一段時間后，戈爾斯遷至IBM[微博]在巴黎的歐洲總部，在那里，她身兼數職，并擔任超過15年之久的財務主管。戈爾斯表示，“正是這些親力親為的工作經歷讓我逐漸發現，全球公司商業模式正在發生變化，公司要想把握未來的成功密碼，就必須在服務、知識產權和風險管理方面做好準備。”

“離開IBM后，我就開辦了自己的公司——高斯咨詢公司，這是一家國際咨詢和行政高管培訓公司。”作為該公司的總經理，戈爾斯的研究與咨詢項目集中在以下兩個業務專長領域：為持股者創造價值，以及管理可持續金融價值，建立新型商業模式， 經濟轉型與后工業經濟。戈爾斯為國際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提供咨詢及定制的培訓項目。她專長金融方面，與許多金融機構和公司共事，研究評估經濟變化對其業務的影響，并通過新型商業模式和主管人員培訓，使之能夠適應瞬息萬變的經濟監管環境。

在法國創業25年，客戶遍布美洲、歐洲、北非和亞洲，但這并不是戈爾斯創業生涯的終點。“今年我正在謀劃將公司重心移至新加坡，新組成的公司名為Verlion私有公司。這家公司會繼續進行咨詢和公司高層培訓以及與學術機構建立服務關系。之所以將重心移至亞洲，是因為我覺得這里有一股很強的轉型趨勢，從純粹的工業活動轉型為高附加值的服務業經濟，特別是知識服務業轉型很盛行。”戈爾斯表示，今后公司的業務仍是根據最新的經濟背景來幫助企業發展新型商業模式或者開啟新的創新活動。

法國經濟“大貧血”

當德國、英國甚至愛爾蘭經濟都取得明顯的復蘇成果時，法國卻迎來了一攬子糟糕的宏觀經濟數據。歐委會近期對法國宏觀經濟狀況發出警告，指出法國自2013年底以來，在競爭力、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三項關鍵指標上均出現惡化，并將法國列入意大利、西班牙等需要密切監控的國家行列，要求法國采取解決經濟失衡的決定性措施。而在一些法國企業家的眼里，法國經濟患了“貧血癥”，想在短期內恢復經濟競爭力很難，且強勢歐元也會阻礙法國經濟復蘇。

“您在歐洲工作和生活了許多年，與法國的企業接觸較多，請從您的切身感受談一下法國經濟衰退的根源。”在回答記者提出的這一問題時，戈爾斯顯得很謹慎，她說，“如今的歐洲正在經歷一個非常不同尋常且不斷變化的經濟格局。拿法國來說，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經濟體。一方面，其勞動力價格很高，按照每小時GDP占比來衡量，其勞動力價格在世界范圍內算得上是最高之一。然而，正因為如此，法國人每年的工作時數創下了世界最低，一些公司員工的假期時間每年多達8周，這對該國的經濟產出肯定是有影響的。究其原因，較低的工作時數是多年來的政治環境影響所致，國家元首為了討好選民，往往會出臺一些親民而疏遠企業的政策。即便法國工業部門的經濟產出占GDP的比例下滑到20%以下，這一領域的員工仍然有著較強的政治聲音。改革派和抵制派針鋒相對，但最終的結果仍然不變，政府照就會通過政治施壓保護來保全制造業的就業崗位數量和減少工作時數，此外，政府還會不顧財政壓力繼續為員工提供各類福利補貼。”據統計，2007年至2013年，法國喪失了14%的出口市場份額，惡化程度居所有歐元區國家之首。究其原因，在于法國勞動力成本，尤其是最低工資水平過高。

整個企業界對2014年憂心忡忡。正如戈爾斯所言，法國經濟的確到了讓總統恐慌的地步。失業率高達10%的持續性數據已經讓總統奧朗德的受歡迎程度降至歷史低點，該國的國家預算已經為負值，讓很多建筑公司擔心失去支撐力。法國央行[微博]預測，第一季度該國經濟增速僅為0.2%，工業產出也下滑了0.2%，消費指數也在意外收縮，汽車銷售下滑最嚴重。

企業的壓力從未減輕過。戈爾斯分析稱，“法國經濟下滑對該國創新能力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就拿知識服務業而言，曾經的法國很重視知識和高素質技能培養，但隨著經濟的衰落，國家的經濟政策對創新領域的資金支持、風險承擔和知識服務業貨幣化越來越心有余而力不足。例如，嚴格的勞動法使得公司很難隨意調整勞動力格局，而高額的社會福利政策也讓很多創業公司在雇工方面畏首畏尾。現在，政府允許企業招納獨立勞工，但該政策仍在嚴格的框架之下，表面看可以方便企業吸引更多勞動力，但事實上又會引起一系列新問題，比如，低工資、高失業率、經濟慢增長和居高不下的政府債務。最終，既不會有利于就業者，對整個經濟的復蘇也起不到作用。”

3月18日，法國工會總同盟、法國教師統一工會以及團結工會共同發起示威游行，反對總統奧朗德最新的經濟改革計劃。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希望“自己的要求可以被傾聽”。示威者要求增加工資，呼吁加強社會保障力度，希望采取行動促進就業，抗議教育領域企業改革。 此外，法國工人力量總工會和法國工會總同盟兩家工會對企業責任契約表達了強烈不滿，企業責任契約允許企業降低工作成本，這可能會對員工產生影響。

在戈爾斯看來，法國經濟的另一個問題是政府債務過高。政府債務過多是西方經濟體共同面臨的一個難題，原因也各不相同。對法國而言，政府債務纏身典型的是由社會高福利負擔和經濟減速背景下的低稅收收入引起的。美國卻是由政府萬億美元救助銀行業和次貸危機后的經濟嚴重衰退造成的。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政府債務過高與美國是相似的，都是政府救助銀行業和刺激經濟引起的。但是希臘、意大利和法國的政府高債務最根本原因還在于財政政策和政府預算失衡。

“無論是哪種原因引起的，這一現狀都不容易解決。”戈爾斯分析道，“從意大利前總理馬里奧·蒙蒂離任到法國總統奧朗德的選舉上臺就可以看出，當國家經濟結構存在問題時，作任何政治改革決定都是舉步維艱的。貨幣量化寬松政策最初是為了支撐通貨膨脹以及減少政府債務的價值，但是我們觀察到，最終QE政策并沒起到相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