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對環保法修訂草案進行了第四次審議。本次修訂草案在許多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進步，然而，是小勝即滿止步如此，還是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呢?

本次《環境保護法(修訂草案)》四審稿，在確認生態文明理念、規定政府環境責任、強化行政執法力度、加大企業違法成本、擴大公益訴訟主體、拓展強化許可管理、確立公共預警機制、強調區域聯防聯控、明確生態保護紅線、促進企業清潔生產、倡導公民綠色生活和重視環境宣傳教育等方面可謂亮點紛呈，無不令人歡欣鼓舞。對此，我們必須給予高度的肯定。然而，另一方面，若以生態文明建設的原理和要求審視發現，修訂草案還存在諸多重大的空白和軟肋，亟需以本次修法為契機，予以進一步修改和完善。

提高立法定位，確立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法

所謂生態文明，是指以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為內心指引和行為準則，為妥善處理人與自然以及與自然相關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維護環境正義而形成的所有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從內容組成上看，生態文明是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大部分共同組成，其核心內容，應當包括發達的生態經濟、民主的生態政治、先進的生態文化、和諧的生態社會和豐富的生態產品這五個方面。

依次而言，生態文明建設，應以人口均衡、環境宜居、資源永續和生態健康為其核心任務，并以生態經濟建設(體現為經濟布局優化、產業結構調整、清潔生產、循環經濟、區域限批、排污許可等方面)、生態政治建設(體現為政府環境責任、綠色政績考核、環境監管體制和環保公眾參與等方面)、生態文化建設(體現為生態環境道德、環保科學技術、生態文學藝術等方面)、生態社會建設(體現為人口均衡、環境正義、環保組織建設等方面)和生態產品建設(體現為環境治理恢復、替代資源開發、生態修復保育等方面)為基本建設路徑。

以此為檢視標準，本次《環境保護法(修訂草案)》四審稿在生態文明建設這五個方面均有一些閃光的規定，但總的說來比較零碎和松散，并未建立起系統、科學的生態文明建設制度體系、監管體制和實施機制，尚不能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法。其中，特別突出的問題是，沒能樹立環境、資源和生態并行保護的立法理念，確立山水田林湖系統管理的監管體制，建立政府、企業、公眾和法院四方互動的實施機制。

在生態文明建設立法這方面，我國地方立法倒是有驚人的舉措。譬如，2013年12通過的《珠海經濟特區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條例》在主體功能區管理、生態經濟、生態環境、生態人居、生態文化和保障措施等六方面對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值得《環境保護法》借鑒。

確認環境權，充分發揮公眾參與的有生力量

所謂環境權，簡言之，即公民等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從形態類型上看，環境權可包括一般環境權和具體環境權。常見的具體環境權如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采光權、通風權、安寧權和景觀權等。環境權的提出，是伴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飛速發展，環境問題日益加劇，以至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提升的生活質量需要同日趨稀缺的良好生態產品之間的矛盾日漸凸顯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環境權是人類面對傳統文明尤其是工業文明時代所釀造的環境危機而提出的旨在享有安全、舒適的環境條件的新型權利主張。

環境權是生態文明時代的標志性權利，是促使生態文明建設由抽象的思想理念和政治口號轉變為廣大群眾普遍的環保意識和廣泛的環保行動最為切實有效的制度工具。生態文明是我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汲取天人合一的古代文明精髓、借鑒世界各國關于人與自然的先進理論并結合當前國情而進行的偉大發明創造，它超越了“循環經濟”、“綠色發展”、“低碳經濟”乃至“可持續發展”等思想和理論的境界，從人類文明的高度和廣度，來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環境與發展的問題，具有極其豐富的思想和深奧的內涵。對于普通公眾而言，很難上升為內心的自覺意識和熱烈愿望，并轉化為積極的實踐行動。環境權恰好可以作為聯系黨的生態文明建設宏偉戰略和公眾參與環境保護自覺行動的溝通橋梁和制度工具。

在我國，執法部門和企業的關系本應是貓鼠關系，但受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在廣大的基層，兩者之間實際上是大多和平共處的關系，甚至是吃吃喝喝的酒肉朋友關系。很多環境問題是“民不舉官不糾”，或者“上不查下不辦”。為此，公眾參與便成為推進環境法治建設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對此，環境權的確認恰好可以為公眾環境維權提供更為切實有力的制度管道，有利于釋放和發揮公眾參與的力量，推動中國環境司法乃至整個環境法治走出困境和尷尬。

這是因為，在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尚未因污染或破壞而發生實質損害的階段，公民就可以環境受損(如低于環境質量標準)為由，提起環境權之訴，從而對違法的企業和政府部門予以及時、有效的監督和抗擊。此外，以環境權為基礎的訴訟，可將“污染行為——環境質量受損——人身和財產受損”的復雜因果關系證明，簡化為“污染行為——環境質量受損”的簡單因果關系證明，從而大大降低環境侵害因果關系的證明難度，推動環境維權走出“起訴難”、“舉證難”等困境，實現環境司法的跨越式發展。

當遭受或極有可能遭受環境侵害時，享有環境權的公民既可向政府主張環境知情權、環境行政參與權和環境行政監督權(如請求履行查處污染企業的法定監管職責)而尋求行政保護，也可以向法院提起環境權之訴而尋求司法保護。換言之，只要法律確認了環境權，2014年2月石家莊市民李某起訴環保局要求其依法履行治理大氣污染職責的公益訴訟便有了正當合法的權利依據，法院不可拒絕受理。

盡管此次審議的修訂草案再次擴大了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范圍，將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擴大到了設區的市級以上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相關社會組織，有著顯著的進步意義，然而，另一方面，修訂草案卻剝奪了享有環境權的公民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資格，這是很不合理的。

建議本次修訂，將環境公益訴訟條款進一步修改為：“對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等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享有環境權的公民、有關環保行政機關和市級以上政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