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既是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全面提升的過渡時期，也是中國經濟能否初步實現增長動力切換的關鍵五年。中國經濟既要保持適度快速增長，更要切實把握戰略轉型的時間窗口，為減少經濟戰略轉型的邊際成本，切勿拖延市場化改革的步伐。從現在起，力爭在十年內實現經濟增長由資本與外需驅動的成本推動階段向技術與消費驅動的內生性增長階段轉變。
    有跡象顯示，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可能提前在本月底舉行。回顧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的中國經濟表現，盡管有諸多值得檢討之處，但通過落實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在全球主要經濟體迄今尚未從衰退泥淖中上岸的背景下，中國經濟能基本完成去年定下的短期經濟目標，實屬不易。中國應對經濟危機的調控水準也證明：宏觀經濟決策一定要符合國情。
    但也應當承認，要駕馭中國這樣一個年GDP接近5萬億美元的巨型經濟體，如果沒有一套基于中國國情與經濟改革實踐同時又不乏國際普適性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指導，如果沒有一套基于上述理論體系形成的前瞻性經濟政策體系的指導，僅靠過去那種多半是“見招拆招”式的宏觀調控，至多只能解決表面問題，很難構建一種使經濟保持持續活力的增長機制；事實上，無論是過去一年來刺激經濟政策的執行效果還是過去30年間經濟改革實踐的成效，盡管成績毋庸置疑，但宏觀經濟風險不斷累積以及經濟內外失衡持續加劇卻是不爭的事實。2007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曾首次壓過投資；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2005年至2007年也曾達到了2.5、2.2、2.3個百分點；但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去年凈出口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只有0.8個百分點了。由于消費不振，今年前三季度的經濟增長動力幾乎來源于投資，以至于在今年前三季7.7％的GDP增幅中，有7.3個百分點是由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對投資的倚重使得六大行業產能普遍過剩；至于今年以來高達9萬億元的信貸投放引致的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資產價格持續走高，以及隱約可聞的通脹腳步和財政赤字的顯著增加，無疑是政府在新一年無法忽視的經濟風險。
    尤其令人憂慮的是，各級各地政府以及有關部委基于完成短期經濟目標的考慮，今年以來暫時放棄了或擱置了本應立即執行的改革措施。例如，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在《關于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渠道；大力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節能環保體制改革，以轉變發展方式。但在實際執行中，進展相當緩慢。掌握重要資源價格控制權的有關部門以及權力或影響力極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長期以來受益于要素市場價格人為扭曲所帶來的巨大好處，對改革的抵制非常強烈。然而，改革的人為拖延，以及各級各地政府為了工具價值而犧牲經濟轉型時機，從長期來看其成本肯定大于收益。
    明年是“十一五”發展規劃的收官之年。盡管國內外有關機構普遍看好明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勢頭，但在全球發達經濟體的增長前景依然不明朗以及國內制約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相關要素難有根本改觀的情況下，明年8％以上的經濟增長樂觀預期，更多體現的是經濟指標意義。在業已啟動的“十二五”發展規劃制定中，政府既要關注如何使中國經濟保持適度快速增長，更要正視經濟領域里的諸多突出矛盾，亟需將改革的著力點放在破解制約經濟轉型的要素瓶頸上。時不我待。筆者認為，“十二五”既是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全面提升的過渡時期，也是中國經濟能否初步實現增長動力切換的關鍵五年。中國經濟既要保持適度快速增長，更要切實把握戰略轉型的時間窗口，切勿拖延市場化改革，以減少經濟戰略轉型的邊際成本。
    要想避免日本式的衰退，中國就必須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與提振內需等方面有真正突破。拿出實質性措施治理內外經濟失衡，以早日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切換。對“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的一些比較好的思路，政府一方面應集中海內外真正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經濟學人與有關市場人士的智慧，通過周密論證，拿出一套關于中國經濟戰略轉型的整體性框架來；并結合業已開始的新一輪全球產業革命尤其是低碳排放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硬約束，制定中國未來五年、十年乃至更長時間里的主導產業發展導向；另一方面，更要思考如何加強政策的執行力，防止好的改革措施在執行中變調甚至干脆不執行的現象屢屢重演。尤其是要加大對地方政府投資沖動的約束，切實改變現有的政績考核體系，解除各級各地官員的GDP情結。誰都知道，進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應該是政府管理體制，加快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步伐。即在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同時，通過相關制度設計，實現政府轉型，使得市場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使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財稅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以及農村改革相結合，使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銀行業改革以及證券市場基礎制度改革相結合，以建立公平的宏觀經濟環境和使經濟主體保持活力的微觀機制。進一步地，政府在釋放權力、加快市場與法治建設的同時，應通過適當的轉移支付，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向民間尤其是廣大民眾的有序轉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輔之以高質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最后，“十二五”期間，應切實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的有效性，將經濟增長的重心轉到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并創造新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