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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旱逢春霖,12月19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并確定了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五項舉措,包括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規范產業發展秩序、開拓國內光伏應用市場、完善支持政策以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減少政府干預。
在光伏產業的寒冬,這套“組合拳”被市場寄予厚望。不過,多位受訪學者認為,正如當日大漲的光伏板塊次日便下挫,后續細則若不盡快出臺,“頂層設計”對行業的激勵效果將不會維持太久。
行業洗牌加速
即便是對光伏一無所知者如今也知道一個事實—這個行業產能過剩。而究竟到了何種境地?中國太陽能學會的數字顯示,2010年,太陽能電池的產量為10.67吉瓦,2011年一躍達到21.17吉瓦。
“有關部門做過測算,國內市場每年最多消耗10吉瓦,如果加上出口,那么,中國太陽能電池的生產規模控制在2010年的水平就夠了。”按照秘書長孟憲淦對時代周報的分析,中國目前的光伏產能,一半多“過剩”。
而solarzoom首席分析師蔡篤慰掌握的數據則顯示,截至2012年10月,中國的光伏存貨高達7.47吉瓦。這需要全球光伏產業停產三個月才能消化。
“今年以來,全國光伏企業的開工率僅為60%—70%,最艱難的二季度,平均開工率只有50%。”光伏研究機構solarbuzz首席分析師韓啟明告訴時代周報。
這其中又以多晶硅企業的現狀最為慘淡。此前,中國有色協會硅業分會人士曾對時代周報表示,國內多晶硅企業目前總計六七十家,但開工率不足兩成。
而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對時代周報指出,今年還不是光伏企業最難捱的時候。“明年,歐盟‘雙反’成立的可能性很大,失去歐盟市場后,這個行業的情形可能更糟。”
在上述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光伏產業的主要問題被著重指出,概括為三點—產能嚴重過剩,市場過度依賴外需以及企業普遍經營困難。同時,會議要求,鼓勵企業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提高技術和裝備水平。
事實上,行業洗牌已經開始。林大石的本職是江蘇常熟一家光伏企業的銷售代表,8月之后,由于工廠已經半停工,他“做二休五”。12月21日,接受采訪的林大石說,“世界末日了,教主(指無錫尚德首席執行官施正榮)早跑了,好多買不到船票的企業連末日都沒看到就死了。”
Solarbuzz認為,未來5年,中國太陽能電池廠商的數量將從2011年的約400家減少至不足100家,其中,排位前20的企業將貢獻超過60%的電池產量。
“產能過剩是目前突出的矛盾之一,而且,這其中的相當部分是落后產能。例如,江蘇一帶,某些多晶硅企業的生產成本達到每公斤80多美元,而正常的市場價格僅為20美元。在市場競爭中,這樣的產能注定要被淘汰。”孟憲淦告訴時代周報,中央政府希望整個行業能夠放棄過去單純依靠規模效應、低價策略的模式,轉而依靠技術進步與創新。
分布式光伏發電的春天?
除了利用市場倒逼機制,“消化”產能的另一路徑是開拓下游市場。上述會議指出,要著力推進分布式光伏發電,鼓勵單位、社區和家庭安裝、使用光伏發電系統,有序推進光伏電站建設。
所謂分布式光伏發電意指以自發自用為主的小規模發電模式。在德國,光伏發電在電力使用中的占比為4%,其中,分布式發電的光伏裝機容量占50%以上,許多居民的屋頂都安裝了光伏發電裝置,并將剩余的電量出售給電網公司。
而在國內,上海電力學院太陽能研究所所長趙春江是家庭光伏發電第一人。2006年,他在自家屋頂建造了3千瓦的光伏發電系統,此后,還開起了“太陽能超市”,推廣家庭光伏發電。
但不久后,超市關閉,而原因在于家庭光伏發電的成本太高,例如,趙春江的家庭電廠當時的造價為15萬,即,1000瓦5萬元。目前,盡管硬件成本已大幅下降,但仍在1000瓦1萬元的水平。
“以東部地區為例,光伏發電目前的成本大約為每度7毛,而工商業電價在每度1塊錢以上,所以,單位電廠、社區電廠具備平價上網的條件,而居民電價現在為平均5毛/度,這與光伏發電成本之間還有40%的缺口,故而,這就需要政府的財政補貼。”韓啟明說。
事實上,上述國務院常務會議已原則性地指出,將根據資源條件制定光伏電站分區域上網標桿電價,對分布式光伏發電實行按照電量補貼的政策,并按照成本變化合理調減上網電價和補貼標準。目前,補貼細則尚未出臺,而多位受訪的業內人士對時代周報坦言,他們對補貼的幅度及周期十分關注。
“如果標準定得較低,市場積極性很難調動,而若太高,大家一哄而上,對于財政而言,又是一大負擔。”韓啟明認為,如果政府財政能夠拿出100億—200億資金,這項政策便可以得到有效推行。
“一直以來,金太陽項目享受了不小的財政補助,而今,只要將這部分資金轉用于分布式發電即可。不過,金太陽項目的背后牽扯著利益相關方,這加大了政策轉向的難度。”韓啟明說。
據時代周報了解,目前,光伏組件企業的毛利潤普遍在10%以下,而光伏電站建造及運營環節則有10%—30%的盈利空間。同時,新政已明確提出將光伏發電的增值稅從17%改為8.5%,這意味著光伏電站項目的投資收益率將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此般引導之下,各地是否將迎來電站項目的集中上馬?“所謂的產能過剩主要是指光伏設備,而終端市場上,光伏發電的發展空間很大,在沒有大規模補貼的情況下,若企業愿意參與,這是一件好事。”林伯強說。
而孟憲淦認為,目前應首先研究市場容量的問題,畢竟這與政府補貼直接相關。如果過度拓寬市場,那么,過去的補貼拖欠問題未來還會發生。
光伏企業國有化?
光伏新政中,讓市場頗為興奮的另一點是其中有關“減少政府干預、禁止地方保護”的表述。
“設備環節之所以產能過剩,比較大的問題就在于以往地方政府、國有銀行的過度支持。”林伯強認為,未來產業整合的過程中,類似的問題可能還會發生,進而導致光伏企業國有化。
“行業洗牌時,損失最大的可能是地方政府,因為,一旦當地的大型企業甚至大批企業倒閉,他們的前期投入、國有銀行的貸款以及當地的就業都會遭受影響。故而,當地政府很可能成為這些企業的接盤者。”
“比較理想的情形是在政府的協助之下,其他民營企業接手,但國有化的局面很可能出現。所以,整合一開始,地方政府就必須思考退出機制,如何把企業交出去。”林伯強說。
孟憲淦近來曾在江蘇、浙江等地考察,他告訴時代周報,一些地方政府至今仍在積極發展光伏產業,國有化的情況確實存在。
“市場機制是決定企業能否生存的關鍵因素,還是舉每公斤80美元的多晶硅的例子,如果地方一定要支持這樣的企業,愿意不斷輸血,這是他們的事,但我敢說,80多美元的多晶硅肯定賣不出去,這樣的政府也無法向社會交代。”孟憲淦說。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對時代周報指出,這一輪洗牌砍掉的將主要是二三線中小企業,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國有化的動力不足。
而按照林伯強的預期,此輪新政落實到位后,較為理想的局面將是,目前產能中的60%得以保全,40%淘汰。“今后,我們不可能完全依賴國內市場,但最好是國內六成、國外四成。”
而韓啟明認為,光伏新政救市的效果與后續出臺的細則關系密切。“如果明年上半年,分布式發電的細則很快落實到位,政府愿意拿出100億—200億資金進行補貼,那么,相當一部分企業會考慮在東部和中部地區進行電站投資,而這帶來的光伏市場增量相當可觀,光伏制造環節產能過剩的問題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
在光伏產業的寒冬,這套“組合拳”被市場寄予厚望。不過,多位受訪學者認為,正如當日大漲的光伏板塊次日便下挫,后續細則若不盡快出臺,“頂層設計”對行業的激勵效果將不會維持太久。
行業洗牌加速
即便是對光伏一無所知者如今也知道一個事實—這個行業產能過剩。而究竟到了何種境地?中國太陽能學會的數字顯示,2010年,太陽能電池的產量為10.67吉瓦,2011年一躍達到21.17吉瓦。
“有關部門做過測算,國內市場每年最多消耗10吉瓦,如果加上出口,那么,中國太陽能電池的生產規模控制在2010年的水平就夠了。”按照秘書長孟憲淦對時代周報的分析,中國目前的光伏產能,一半多“過剩”。
而solarzoom首席分析師蔡篤慰掌握的數據則顯示,截至2012年10月,中國的光伏存貨高達7.47吉瓦。這需要全球光伏產業停產三個月才能消化。
“今年以來,全國光伏企業的開工率僅為60%—70%,最艱難的二季度,平均開工率只有50%。”光伏研究機構solarbuzz首席分析師韓啟明告訴時代周報。
這其中又以多晶硅企業的現狀最為慘淡。此前,中國有色協會硅業分會人士曾對時代周報表示,國內多晶硅企業目前總計六七十家,但開工率不足兩成。
而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對時代周報指出,今年還不是光伏企業最難捱的時候。“明年,歐盟‘雙反’成立的可能性很大,失去歐盟市場后,這個行業的情形可能更糟。”
在上述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光伏產業的主要問題被著重指出,概括為三點—產能嚴重過剩,市場過度依賴外需以及企業普遍經營困難。同時,會議要求,鼓勵企業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提高技術和裝備水平。
事實上,行業洗牌已經開始。林大石的本職是江蘇常熟一家光伏企業的銷售代表,8月之后,由于工廠已經半停工,他“做二休五”。12月21日,接受采訪的林大石說,“世界末日了,教主(指無錫尚德首席執行官施正榮)早跑了,好多買不到船票的企業連末日都沒看到就死了。”
Solarbuzz認為,未來5年,中國太陽能電池廠商的數量將從2011年的約400家減少至不足100家,其中,排位前20的企業將貢獻超過60%的電池產量。
“產能過剩是目前突出的矛盾之一,而且,這其中的相當部分是落后產能。例如,江蘇一帶,某些多晶硅企業的生產成本達到每公斤80多美元,而正常的市場價格僅為20美元。在市場競爭中,這樣的產能注定要被淘汰。”孟憲淦告訴時代周報,中央政府希望整個行業能夠放棄過去單純依靠規模效應、低價策略的模式,轉而依靠技術進步與創新。
分布式光伏發電的春天?
除了利用市場倒逼機制,“消化”產能的另一路徑是開拓下游市場。上述會議指出,要著力推進分布式光伏發電,鼓勵單位、社區和家庭安裝、使用光伏發電系統,有序推進光伏電站建設。
所謂分布式光伏發電意指以自發自用為主的小規模發電模式。在德國,光伏發電在電力使用中的占比為4%,其中,分布式發電的光伏裝機容量占50%以上,許多居民的屋頂都安裝了光伏發電裝置,并將剩余的電量出售給電網公司。
而在國內,上海電力學院太陽能研究所所長趙春江是家庭光伏發電第一人。2006年,他在自家屋頂建造了3千瓦的光伏發電系統,此后,還開起了“太陽能超市”,推廣家庭光伏發電。
但不久后,超市關閉,而原因在于家庭光伏發電的成本太高,例如,趙春江的家庭電廠當時的造價為15萬,即,1000瓦5萬元。目前,盡管硬件成本已大幅下降,但仍在1000瓦1萬元的水平。
“以東部地區為例,光伏發電目前的成本大約為每度7毛,而工商業電價在每度1塊錢以上,所以,單位電廠、社區電廠具備平價上網的條件,而居民電價現在為平均5毛/度,這與光伏發電成本之間還有40%的缺口,故而,這就需要政府的財政補貼。”韓啟明說。
事實上,上述國務院常務會議已原則性地指出,將根據資源條件制定光伏電站分區域上網標桿電價,對分布式光伏發電實行按照電量補貼的政策,并按照成本變化合理調減上網電價和補貼標準。目前,補貼細則尚未出臺,而多位受訪的業內人士對時代周報坦言,他們對補貼的幅度及周期十分關注。
“如果標準定得較低,市場積極性很難調動,而若太高,大家一哄而上,對于財政而言,又是一大負擔。”韓啟明認為,如果政府財政能夠拿出100億—200億資金,這項政策便可以得到有效推行。
“一直以來,金太陽項目享受了不小的財政補助,而今,只要將這部分資金轉用于分布式發電即可。不過,金太陽項目的背后牽扯著利益相關方,這加大了政策轉向的難度。”韓啟明說。
據時代周報了解,目前,光伏組件企業的毛利潤普遍在10%以下,而光伏電站建造及運營環節則有10%—30%的盈利空間。同時,新政已明確提出將光伏發電的增值稅從17%改為8.5%,這意味著光伏電站項目的投資收益率將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此般引導之下,各地是否將迎來電站項目的集中上馬?“所謂的產能過剩主要是指光伏設備,而終端市場上,光伏發電的發展空間很大,在沒有大規模補貼的情況下,若企業愿意參與,這是一件好事。”林伯強說。
而孟憲淦認為,目前應首先研究市場容量的問題,畢竟這與政府補貼直接相關。如果過度拓寬市場,那么,過去的補貼拖欠問題未來還會發生。
光伏企業國有化?
光伏新政中,讓市場頗為興奮的另一點是其中有關“減少政府干預、禁止地方保護”的表述。
“設備環節之所以產能過剩,比較大的問題就在于以往地方政府、國有銀行的過度支持。”林伯強認為,未來產業整合的過程中,類似的問題可能還會發生,進而導致光伏企業國有化。
“行業洗牌時,損失最大的可能是地方政府,因為,一旦當地的大型企業甚至大批企業倒閉,他們的前期投入、國有銀行的貸款以及當地的就業都會遭受影響。故而,當地政府很可能成為這些企業的接盤者。”
“比較理想的情形是在政府的協助之下,其他民營企業接手,但國有化的局面很可能出現。所以,整合一開始,地方政府就必須思考退出機制,如何把企業交出去。”林伯強說。
孟憲淦近來曾在江蘇、浙江等地考察,他告訴時代周報,一些地方政府至今仍在積極發展光伏產業,國有化的情況確實存在。
“市場機制是決定企業能否生存的關鍵因素,還是舉每公斤80美元的多晶硅的例子,如果地方一定要支持這樣的企業,愿意不斷輸血,這是他們的事,但我敢說,80多美元的多晶硅肯定賣不出去,這樣的政府也無法向社會交代。”孟憲淦說。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對時代周報指出,這一輪洗牌砍掉的將主要是二三線中小企業,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國有化的動力不足。
而按照林伯強的預期,此輪新政落實到位后,較為理想的局面將是,目前產能中的60%得以保全,40%淘汰。“今后,我們不可能完全依賴國內市場,但最好是國內六成、國外四成。”
而韓啟明認為,光伏新政救市的效果與后續出臺的細則關系密切。“如果明年上半年,分布式發電的細則很快落實到位,政府愿意拿出100億—200億資金進行補貼,那么,相當一部分企業會考慮在東部和中部地區進行電站投資,而這帶來的光伏市場增量相當可觀,光伏制造環節產能過剩的問題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